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胡耀邦:出国前向秘书借大衣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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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1959年3月1日起,我开始担任时任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的秘书。报到那天,我先见到刘崇文秘书,他陪我去见胡耀邦。胡耀邦坐在沙发上,正在思考什么。刘秘书说:“耀邦同志,高勇同志来上班了。”

  我说:“耀邦同志,我来向您报到。”

  “好嘛”,胡耀邦对我们两人说,“过去,一个人工作忙不过来,现在两个人来做原来一个人的工作,事情不会很多。如果还有时间,干什么呢?就要多思考问题,多读书。”

  胡耀邦对工作要求很高很严。我分管机要工作,胡耀邦同志并不是简单地要求把文件管好,不丢失、不泄密就行,而是要在处理这些文件方面给他当助手。他对送取文件的时间没有具体规定,除了个别必须及时送阅的文件要随到随送外,一般是他有事叫我,或我有事要向他请示汇报时,顺便把文件送给他。

  做机要工作,常常接触大量的反面材料,既有反映国内社会上、工作中阴暗面的材料,也有国际上敌对势力反共反华的材料。长期接触这些东西,就要自觉增强“免疫力”、防止受消极影响。

  对我们这些涉世不深的青年人,胡耀邦从关心爱护的角度出发,经常提醒我们如何对待这些问题。

  他说:反映国内情况的《内部参考》材料,都是一些极端的个别事例,集中起来看好像不得了,其实,这不是党的工作的主要方面。国家这么大,总有一些不好的东西。党的工作的主要方面,全国的主要情况,是光明的,是有很大成绩的。看这些材料,不要误让这些阴暗的东西遮盖住大量的光明的东西,不要一叶障目。

  至于国外的材料,像《参考消息》上的东西,只能作参考。那些材料中,大量的都是资产阶级的观点,主要看他们是怎么说的,了解他们对一些事情的反映,思想上不要跟着它走。

  在负责日常文件工作的同时,我还兼管胡耀邦家的财务收支,事情并不多。胡耀邦和夫人李昭从不看重钱,不大过问家里有多少钱,当然他们都知道,自己家里本来就没多少钱。

  我管财务,只管大账。他们每月收入主要是两笔,一是胡耀邦的工资,二是李昭同志每月从她的工资中交回70元。除此之外,偶尔有几十元稿费收入。

  每月支出主要是两笔:一笔是全家伙食费120元,另一笔是胡耀邦的母亲、岳母和孩子们的零花费,每人每月多少是固定的。胡耀邦当时每月标准工资是414元,那个年代不但没有任何奖金、补贴之类,中央还规定,行政17级以上的党员干部,每月减发百分之一的工资。

  1962年9月,中央决定由胡耀邦率领中国人民友好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,当时规定的制装费150元,只能做一套衣服,购置一些零星用品。9月份去欧洲需带大衣,胡耀邦的咖啡色呢面大衣已经褪色,领子发白,由于太旧,根本熨不平。本来想从团中央国际联络部借一件,又因胡耀邦个子小,没有那么短的大衣,找不到合适的。

  我有一件新做不久的烤花呢大衣。我提议,还是穿我的,我的个子同胡耀邦差不多。他拿来一试,勉强凑合,除了肥一点,长短合适。警卫秘书李汉平送到洗衣店熨了熨,胡耀邦穿着我的大衣出国了。

  首长向秘书借大衣出国,在中央委员中,恐怕是独一无二的。

  胡耀邦生前从来没有谈到过死后安葬何处的问题。他也从未想到过自己会一病不起,突然去世。

  就在逝世前的几分钟,他还充满自信地对李汉平说:“不要紧,我很快会好的。”根本不存在那种“家庭聊天”和“遗嘱”。

  决定安葬在共青城,是李昭经过反复考虑,同子女们共同商量,以及征求我们身边工作人员的意见,并且请示中央有关领导同志批准,方才定下来的。

  李昭说:“一是,耀邦从湖南到江西找红军,这是他追求革命的起点;二是,耀邦14岁去江西,16岁在那里被错误地定为AB团,受到生死的考验;三是,上世纪五十年代,耀邦曾在江西主持四省百县造林大会,当时种的树已成林,参加种树的人已成才;四是,共青城代表共青团开创事业的成功;五是,耀邦来自人民,现在还回到人民中去。”(据《我给胡耀邦当秘书》高勇/文人民出版社出版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