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姚依林:电视剧《借枪》中“克广同志”原型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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姚依林与母亲


    姚依林是党和国家的优秀领导人、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、我国经济工作的卓越领导人,曾任第十三届中央政治局委员、常委,国务院副总理。

  姚依林16岁加入中国共产党,1935年在北平领导发动“一二·九”学生抗日示威游行,1937年年仅19岁时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,领导了各界的抗日救国活动。

  在2011年热播的电视剧《借枪》中,剧中的“克广同志”神通广大又颇为神秘,曾引起观众猜测人物原型。其实,“克广同志”就是姚依林。姚依林退休后与堂妹姚锦作“百夕谈”(后结集《姚依林百夕谈》一书),揭开了“克广同志”在天津潜伏的传奇经历。

“姚克广”是他的面具

  上世纪三十年代,天津的军阀、政客等上流社会人士大多居住在法租界32号路(现赤峰道)。张学良和赵四在此情定终身,军阀李厚基常约卢永祥打麻将,幼年张爱玲的家与法国花园只有几步路。而在林林总总的要人豪宅中,姚公馆算是个热闹的地方。

  姚家是声名显赫的大家族。姚公馆的主人姚国桢,在北洋政府时期曾任交通部部长,全国烟酒事务署督办,北京交通大学校长。六弟姚震与段祺瑞执政府走得更近——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归来后,姚震不断周旋爬升,最终获任段祺瑞执政府秘书长、司法总长等职。

  1936年以后,姚公馆渐渐多了个串门的常客,那就是姚国桢的六侄姚依林。按照大家族的规矩,姚依林属“克”字辈,在姚家,他的名字是“姚克广”。

  克广的父亲姚捷勋是姚国桢的四哥。民国时,他先后任上海巡警总局局长和广东省会警察厅厅长,还因在护法运动中响应孙中山,荣膺陆军中将军衔。

  姚捷勋在1917年早逝。四哥向来在南方活动,与大家族联系不甚紧密,为何如今克广频繁出入姚公馆?聪明一世的姚国桢哪里想到,19岁的六侄姚克广此时已经是中共天津市委的重要干部。

  大家族对姚克广是很好的掩护。1936年这一年,他一方面观察姚府的社会关系,利用机会为党做工作;一方面,他常与姚家的弟妹在一起,谈社会、谈国家,谈斗争。这位“六兄”极具吸引力,他言谈简练幽默,常常引导弟妹关心抗日民族解放战争的时势。堂妹姚锦最终参加了革命,而另外两个弟弟克荫和克佑,一个成为燕京大学地下党支部书记,一个奔赴延安,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副参谋长,1961年晋升少将军衔。

从清华来的插班生

  对于姚依林来说,在天津工作与在北京最大的不同,就是从“地上”潜伏到“地下”。

  来津之初,姚依林的任务是协助编辑党的半公开政治经济刊物《长城》,每一篇稿件都被他细细核对修改,定稿后送往国民饭店楼下知识书店(地下党联络站)店主吴砚农处。

  其间,姚依林通过在南开大学经济系读书的六姐的私人关系,不需证明、文凭,考入由法国人办的南开大学工商学院,读经济系二年级。读到五年级写论文时,却因形势变化,不得不辍学。早在1934年秋天,姚依林就考入了清华大学化学系读书,也因为1935年领导“一二·九”运动没能毕业。“我念了五年大学,没混上文凭!”姚依林后来如此回忆。

  有一阵,五叔姚国桢不知从何处得知六表侄是和北平“一二·九”运动有关的人物。他劝告说:“学运这种事,你不能不参加,那就参加一下,跟在后面跑一跑就是!”姚依林回答:“我就是在后面跑一跑。”

  事实上,在清华读书时的姚依林是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领军人物。这么“跑一跑”,就跑出了北平十几所学校6000多名学生的罢课请愿,“跑”出了一个营的军警到清华围捕。1935年冬天的北平全城,被学生们“跑”得惊天动地。

  一次,一个营的军警包围了清华大学,搜查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学生骨干,姚依林被迫在冯友兰教授家的厨房躲了一夜。由于被特务盯上了。姚依林才离开清华,转移到天津。1936年11月,中央调姚依林担任地下党天津市委宣传部长兼管学生区委工作,其间他还主办一份指导学生的半公开刊物《世界杂志》,由他执笔撰写一些宣传、指导学运工作的文章,工作地点就在南开大学学生宿舍四楼的一个房间里。他利用这一便利条件向大学生们广泛宣传进步思想,时间长了,他也成为同学们的知心朋友、革命战友。


“许志庸”一个人的市委

  1936年11月以后,天津福顺里胡同的邻居了解到,巷内12号搬来一个上了年纪的南方寡妇和她的老保姆,寡妇儿子名叫“许志庸”,据说他们家还有一个亲日派的叔父。没有人知道,中共天津市委就藏在这里。

  此时,姚依林以“许志庸”的身份穿梭天津各阶层人士之间。

  在姚公馆,姚依林与常去打麻将的王若僖夫妇熟识。时任国民党天津电报局局长的王若僖,与姚国桢是连襟,与姚依林也算远亲。王若僖来姚公馆串门,常与“克广”照面,“克广”与“一二·九”运动的关联,王若僖略有耳闻。王若僖也知道中共天津市委有个叫“许志庸”的,却无论如何都不会将“许志庸”和“姚克广”联系在一起。

  那时候,由中共领导的“天津各界武装自卫会”刚刚改组,正在联系地方武装策划开展冀东武装斗争,急需一个合法身份。姚依林将王若僖引荐给自卫会。令人吃惊的是,“天津各界武装自卫会”的领导头衔,最终落在国民党高官王若僖的头上。

  “为什么要推举王若僖?一是武装暴动搞起来,可让蒋介石承认,给他下委任状。二是下委任状才有经费。地方武装不同于我们,它是要饷要钱,要经费的。”姚依林回忆起这段轶事,好像叙说着一段戏剧情节。

  姚依林似乎天生就具备经济头脑,这也让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主抓国家经济工作时能够游刃有余。“一二·九”运动期间,共产党创始人之一、当时在清华大学任教的张申府先生问他组织这次运动花了多少钱。他答“一百大洋”。张申府连声称赞。

  “七七事变”打响,平津学生大撤退也迫在眉睫。不到20岁的天津市委书记姚依林临危受命,一方面出版刊物动员学生参与革命,一方面自掏腰包支持学生撤退。

  渐渐的,天津市委只剩下了“许志庸”一个人了。

  在天津坚持的少数人中,还有天津民先总队部委员张淑贞(即姚依林的妻子,后改名为周彬)。她告诉姚依林,之所以没有撤走,是因为父亲是高级银行职员,同样具备掩护条件。“孤军奋战”的两个人常常并肩走在天津的街头。谈起工作来,一走就走好几里路。不知不觉中,爱情也在两人之间发芽。

  离开天津的时刻近了。“许志庸”打算在临走之前,以“姚克广”的面目登门会一会老朋友王若僖。他向王若僖表明,“姚克广”其实就是“许志庸”。王若僖不免十分惊讶。

  1938年9月,姚克广离津赴冀。参与冀东武装暴动后,随邓华部队去了平西,21岁时正式定名姚依林。